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，一早携妻，驱车上路，出了城南，前往大山深处的东村探梅，以弥补节期待在书房，未远足而对自己、对家人的亏欠。

    一路上，迎面而来的车辆，居然是长长的车队，一辆接一辆，绵延不断，浩浩荡荡。而与我同向出城的车辆却稀稀拉拉，形不成车队。想，在平常的日子里，是出城的车多，进城的车少。可在这节日里，这种现象却反过来了，恍惚中使我产生疑似进城的错觉，仿佛我去的不是乡下，而是即将进入某个大城市。

    定定神，想此现象是符合实际的。你想，在外打拚回乡过年的游子，到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是该回去了；热闹了几天的村落又该冷静了；而乡村，又将成一个个老年村，一个个空壳村，恢复成其平时的模样。

    站在东村北首，梅花烂漫的山顶上，俯视着这个绍兴境内最南端因村民习惯种青梅而闻名的小山村。此时此刻，它掩映在花的海洋之中，它的空旷隙地被外来车辆填充，它的“经济文化中心”被临时转移到赏梅进山的路口。

    然，这一时的繁华将随花谢而褪尽。

    赏花的人流即刻烟消云散，外出务工的又各奔东西，被掏空的东村，将再度进入漫长而难耐的守望期。

    因为职业关系，笔者对绍兴这片由平水、稽东、王坛三镇组成的南部山区是比较了解的。在“若要富、先修路”的年代，南部山区每筑一条公路，在通客运班车之前，使本人有机会走访沿线的每个村落，以落实新设车站、确定停靠站点的位置，以及解决过夜车司机食宿等问题。班车营运以后，又时常会有许些事情需协调，故随后持续的走访也是免不掉的。

      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开辆吉普车，与站长一起到现在的稽东镇南首，当时的龙峰乡，为班车延伸到霞堡村进行沟通协调。结果办完事后却下不了山，被大雪封住，在村民家的火盆边，烤着咸猪肉、玉米棒子、喝着米酒，与乡贤们谈天说地，守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县站。

    每次走访，乡村的公职人员总会招来一些德高望重的村民，和其他如小学教师、食品站、供销站、邮政所、卫生所之类的负责人员，共同参与商议交通的大事。

    许多难办的具体问题，如司机、车售员的食宿；车辆调头场地拓宽，或建个乡村小车站而需填平某家的自由地；沿途停靠站是设在张姓集聚处，还是李姓集聚地，这类关系到乡村建设而会影响村民个人或家族利益的大事，常常只需村内的几个族中人物碰一下头，喝一顿酒，便可敲定，自此再无后患。

    为此，在县城里出生并长大的我，总是被这浓浓的乡味所感动，深感这乡村是自成一体完整的小社会，甚至是世外桃源。

    可几十年后，这浓浓的乡味不见了，交通之事的协调沟通越来越难，一些村民失去了顾全大局的浓浓乡情，常常因一方的不如意而闹事，甚至拦车阻断交通，这种现象在乡村客运班车的公交化改造时达到高峰。

    此盖因乡村中的精英外流，结构改变，乡规民约的自治失去作用，村、镇两级公职人员在村民中缺少号召力，管理与被管理矛盾激化之故。

    当乡村不断被抽筋动骨，直至被压缩成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空壳村时，乡村便失去了灵魂。

    先是国营的站、所之类撤了；后是村里的能人及青壮年纷纷外出，谋求发财之路去了；再后来是村里的学校没了，学生大多需远离家乡去镇上就读，致使出现了校车问题。

    而乡镇越来越被城市化，在商厦林立之中，有了大型的超市卖场，有了工业区与开发区，甚至有了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大规模住宅小区。乡镇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，贪婪地吸吮着周边村落已所剩不多的资金与人力资源，抽空了乡村的一切。如今的乡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，没了早先生机勃勃的味道。

    是的，我们的乡村早已变了味道，这是一片失去灵魂的土地。站在山顶上，我的思绪飞扬，荡漾在巍巍的会稽山之脉。

    我的身后是王坛镇的镇政府所在地，其东首的双江溪车站，连同附近的几个村落，因小舜江水库的建设而已经被抹去，孤零零的只剩下一座舜庙。从王坛镇向东，到嵊州的蒋镇镇，沿线村落出了几个建筑老板，承接的工程以市政建设为主；而从王坛镇向西，至稽东镇一带的村落，老板们承接的工程则以防腐为主。

    这是领头羊的作用，相互帮扶而成产业规模，形成一地特色。而王坛，最有名的则是孙老板。

    孙老板年轻时任乡文书，官至副乡长后，主动要求回村任书记，以方便直接带领父老乡亲们发财至富。先是兴修水利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随后又组织能工巧匠，于上世七十年代初创建乡修建队，并成功打入上海，修建队升格为县里的市政工程公司，于是父老乡亲纷纷投奔而去，公司越做越大，村民越来越少。

    每年春节前后，总有几辆、十几辆大客车运送这些在上海工地作业的村民。为争取这单包车运输业务，每年春运，我们总是要与上海的客运同行竞争一下。借近在楼台的优势，自然是登门拜访洽谈，不论成与不成，热情的老板们总是力邀我们留下，吃了再走。清晰地记得，在这些老板的家中，喝过几次酒。在外发达而风光的他们，仍不失纯朴厚道的乡味，每每提及家乡的建设，显然有顾此失彼的忧虑。想，这忧虑便是乡魂的缺失。

    是的，富裕了的村民，尽管将家乡低矮、潮湿、昏暗的土房、平屋，连同具文化底蕴的一个个老台门，变成了一幢幢高大、明亮的洋楼。然，大多是人去楼空、或只留下老年、儿童。

    渐渐地，当乡村的老人离世，儿童长大成人接过父母的班、成为新上海人、或成为其他什么城市的实际居民。这些成了外地人的原村民，只在春节开着轿车荣回故里，探一下友人，访一遍亲戚，小住几日而各奔东西。

    那么，他们的下一代呢，第三、第四代，还会记得这里的乡村有他们的一个家？

    确实，当乡村能力较强的这一批社会精英的外流；原扎根在乡村，服务于乡村，站、所之类的社会共公资源的被撤走；尤其是“乡村女教师”的消失，这种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，使乡魂缺失而造成乡村文化无法延续。从表面上看，现在很多农村是富了，但这个富的背后，其代价是乡村的沦亡。现在的乡村已不是乡村，因为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，然这个结构早被摧毁。

    首先是精英外流，使乡村自治遭遇严重问题。好吃懒做之徒，在老弱病残之中，横行霸道，乡村失去了乡贤主政的一贯传统；其次是因生活的公共资源缺失，村民决意要进城，使乡村更加萎缩，移民县市、城镇的村民越来越多；再次是学校的“拆扩并”，使一个老师培育几个或一群学生，这种“乡村女教师”现象的消失，使乡村文化难以延续。

    细想，“乡村女教师”其实是旧时教育那种私塾的延续。尽管统一了教材，但因学生长期接触的只是一、二个老师，故“女教师”本人的人格、思想，对学生影响很大。若遇到的是优秀的“女教师”，便享用终身。可学校“拆扩并”后，学生不能就近上学，要走很远的路，被组织在规模化的学校内，接受统一的教授，随组织的思想而随了组织的大流。

    规模化教育，其实是只教书不育人，班级中尽管有一名班主任带着学生，但学生可有四、五十个，这一名班主人带得过来了吗？

    如此多的学生，班主任的人格、品位、思想，又能影响多少学生。所以，学生只是产业化的应试教育复制品，很难形成独立人格、独立精神、独立的思想，而成为对社会发展有影响力的名人大家。

    王坛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，王坛原名黄坛。记得设汽车站之初时，就是黄坛汽车站。黄坛是传说中舜巡狩会稽山之际，筑黄坛祭天、筑青坛祭地的遗址，当地至今仍有王坛村和青坛村两个村名，只是不知“黄”怎变成了“王”，兴许是在反封、资、修运动时改的名。

    大家熟悉的物流行业同行张首鸣，对王坛、青坛等地名的由来具浓厚兴趣。经对史料的详细考证，张首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：舜帝陵“零陵”就在王坛镇的舜王庙，舜的丧事还是由大禹一手操办的。这个观点目前已引起世界范围内学者的关注，绍兴可能继山西运城和湖南宁远之后，成为“舜帝陵”的第三争议地。

    确实，“坛”，在当地村民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感情。 “坛”的左右拆分，是“土”与“云”，祖祖辈辈的村民们，遵循的是“像土一样朴实的品质，像土一样踏实的行动；像云一样自由地思想，像云一样自如地创新”，这也是目前王坛中学的校训。但王坛中学办学四十多年来，有多少学生“出山”了呢，一批批的毕业生，还不是应试教育的产品。

    绍兴人有“出山”之说，若某人有了成就，便视为“出山”了；若大人们发现某个小孩聪慧过人，便肯定地赞扬道，这个人将来会“出山”的。想，“出山”一词应该是缘于地理学的范畴。因为绍兴地势是南高北低，然北临大海，平原不多，故绍兴先民大多居住山中，少儿在山中培育得有出息了，便出山到外面去发展。而“出山”者，其基础教育的完成，是在山里的这个乡村，若没有良好的乡村文化，怎何以“出”得了“山”。

    确实，乡村是出人材的地方，其自成一体，桃花源式的生态环境，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培育土壤，历来人才出乡村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。

    如小小的安徽绩溪县就名人辈出。城南外的湖里村，出了红顶商人胡雪岩；城北215省道的西面有个上庄村，出了大名鼎鼎的胡适，与该村相距才20余公里，215省道的东首的龙川村，出了胡锦涛总书记。胡总书记刚执政时，我就去过这些村落，敬仰之余大为感叹，如此冷僻、破落的乡村，怎会出名人大家。

    那么绍兴呢，山顶上的我，不断环顾着会稽山这巍巍的山脉，想这一片经济欠发达的南部山区，远的不说，在现代史上也是出过不少名人的。

    平水的越崎中学，就是以工矿泰斗孙越崎的名字命名的。孙越崎原名毓麒，1893年出生在绍兴竹笋最好吃的地方，就是南部山区平水镇的同康村。

    其自小在村里的私塾完成文化启蒙后，直到16岁，才进入绍兴师范学校，继续学业。20岁进入上海复旦，成为同乡邵力子的学生。次年、于21岁时，因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、改名“越崎”。

    顾名思义，显然是立志要使苦难的国家越过崎岖的道路，孙越崎先生自此便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。他除了开煤矿还是国内第一个油田的功臣，因为陕西的油田是他探明的，国内第一支钻井队也是他组建的，而且将石油炼成柴油的也是他，是中国能源工业的奠基者之一。

    想，孙越崎在孩提时期启蒙时，若没有私塾老先生人格精神的影响，以及16年乡村文化的熏陶，显然是难成泰斗的。

    孙越崎是具大智慧的，他知道家乡文化的重要，就没有将儿子带在身边。尽管他有条件可使儿子享受所谓的现代文明，但他还是将儿子留在同康这个老家，接受乡村文化的教育，直到儿子13岁时，才接到身边。

    如此这样蓄意的栽培，其儿子孙竹山果然不负父亲的重望，成了国内著名的机车专家与教育家。其在铁路的牵引车上，对蒸汽机的改造，内燃机的上马，双层客车的投产使用；铁路人才培育等方面，大有建树，贡献巨大。

    在平水，有名的还有刘大白。刘大白1880年出生于平水，28岁时到《绍兴公报》工作，是新诗的倡导者，“五.四”运动时期，这个清时的秀才，却倡导用白话写诗歌，其作品影响了几代人，后成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，在文化教育界有所建树。

    再看看南部山区乡民筑青坛祭地的青坛村，这里“出山”的名人有两个，是董秋芳与曹素民。这两人，名字虽有些女性化，却都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。

    董秋芳1898年出生，16岁因考入绍兴师范而离开青坛，22岁进入北大，自此一路拚搏，成为翻译家、教育家、著作家。因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，被同乡鲁迅先生敬称为“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”而号称现代文坛斗士。

    曹素民1901年出生，19岁离开青坛到上海，在中药房工作时结识书店的中共党员，随后加入组织，成黄埔三期学生。“四.一二”政变后，转入地下工作，在嘉兴、兰溪一带活动，成省委常委。28岁奉上级指示，回绍兴扩建党组织，而成为绍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。属下4个支部，60余名党员，29岁时因省组织遭破坏而曝露。当军警从杭州赶到绍兴那一刻，曹书记是有时间撤离的，但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忙的是销毁党内文件、及党员名单之类，结果从容被捕，于30岁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。

    想，这些山里的普通青少年，能成为名人，的确如前所述，是环境所致，是他们在世界观形成时期，接受了良好的乡村文化之故。遗憾的是这一切不再延续，被我们抛弃了！

    就如同康，同康是一个很小的村落。进绍兴南部山区平水这个门户，右转、再右转，路终，便到同康。村离镇才十公里，一路却是尽山里山，弯里弯。原汽车行驶在路上，两车很难交迥，对面若有来车，需找个路面宽一点的地方靠边停车，让对方过去，才能续行。

    而现在的公路已比较宽敞，并且向西可通达绍大线上的谢家桥。原县城的汽车站，在这个村有辆过夜车，为同康及沿线村落的村民进城，提供方便，而以前全靠步行。

    想，也许是如此闭塞，才为同康提供了清雅的生态环境，使其独立成体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保持纯朴的民风。可是后来，绍兴城里那个曾经十分风光，位于府山脚下的丝织厂，居然在这个村开了一个丝织分厂，使清静的同康热闹起来。外来文化的侵入，在热闹的同时，同康也变得浮躁起来。结果是原料、产品，两头在外的厂办不下去，连同原本是纺织业龙头老大的绍兴丝织厂，也一同倒闭。而同康，自此却不再“清静”。

    现在，同康又以毛竹为题，搞起生态旅游的生意。此生态、显然非彼生态，纯朴的民风，孙家的遗风，早已终结。同康不再是同康，南部山区也不再是以前的南部山区。

    那么，如此下去，这乡村最终会成什么味道？南部山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？巍巍的会稽山之脉，还能孕育出优秀的大山之子？